文化动态
- 最低工资标准测算与最低工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 作者：刘恩猛 学位年度：2014 学位授予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关键词：线性支出法 收入分配 测算模型 最低工资标准
- 描述：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是为了保护低收入劳动者的权益，提高其收入以满足劳动者及其家人的生活需要。最低工资制度在我国已实施了20年，实施标准是否可以满足当地低收入劳动者的生活需要？最低工资的提高是否可以增加人们的收入，减小收入差距？最低工资的实施效果有没有改进的余地？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三个主要问题。第一章我们首先介绍了本文的写作背景与研究意义，然后回顾了国内外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测算、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和最低工资制度实施效果的改善的研究成果。最低工资标准的测算已有多个经典模型，国内学者利用这些模型测算了一些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我们发现在使用这些模型来测算浙江省最低工资标准时还有些可以完善的地方。最低工资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成果也不统一，原因是大家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所用数据、模型有所不同。国内关于改善实施效果的措施大都还局限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讨论。第二章我们首先陈述了最低工资制度在国内外的发展。因为本文实证分析部分主要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所以在这部分还简单对比了浙江经济和中国经济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的不同，发现浙江经济有自己的特色，即最低工资制度在浙江实施可能由于宏观环境不同导致实施效果与已有的以全国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有差异。另外，我们还对比了不同市场结构下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完全竞争条件下最低工资会引起失业，但在买方垄断条件下是否导致失业与最低工资水平有关。第三章我们利用比重法和扩展的线性支出法测算浙江省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步骤为先测算省层面上的最低工资标准，然后根据各地区的横向调整系数计算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在比重法中我们以10％最低收入组的消费支出为基础，考虑赡养系数和社会保障等因素后调整为省级层面的最低工资标准。扩展的线性支出法是先根据各收入组的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关系计算出基本支出，然后根据赡养系数和社会保障等因素调整计算最低工资标准。经过对比发现实际执行值比计算的理论值低，也就是说现有的最低工资标准不能满足低收入劳动者的生活基本需要。在省级层面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出来后，我们利用两种测算方法计算出的理论值的均值来计算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我们这里需要计算合理的横向调整系数，而横向调整系数的计算的关键是找出影响最低工资标准的重要因素。我们利用灰色关联分析、随机森林回归和LASSO回归的方法在政府建议的八个因素中挑选出五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来计算横向系数。另外，我们还利用CPI、职工工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进行了最低工资的纵向调整，利用滞后变量对最低工资进行动态测算。第四章我们主要分析了最低工资的提高对城镇贫困居民收入、农民生活水平和在杭务工者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对城镇贫困居民的影响我们主要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影响，在控制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家庭赡养系数、用工荒等变量后，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发现最低工资的提高对城镇贫困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有促进作用，对增加转移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最低工资对农民的影响机制更复杂一些，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最低工资的提高可以影响到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我们利用时间上更长的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最低工资对浙江省11个地区的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实施的效果因地而异，有的对农民生活水平有提高的作用，有的作用不明显。我们还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搜集到了大量的微观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整理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在杭州的实施现状并不乐观，大约有18％的企业直接违反或间接隐蔽的违反了最低工资规定。之后，我们利用二元选择的logit模型分析了影响企业是否实施最低工资的因素;用次序的logit模型检验了最低工资的实施对在杭务工人员工资水平、工资增长率、工资满意度的影响;利用泊松回归模型和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检验了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对企业员工在职培训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所在区域和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完善程度对企业是否实施最低工资有影响;最低工资的实施对企业员工工资收入、收入增长都有积极作用，但是对收入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最低工资的实施阻碍了企业增加在职培训。第五章我们主要分析了最低工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先以杭州为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城镇居民和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因为二者的收入结构不同，所以最低工资的实施效果可能存在城乡差异。我们用混合时间序列数据模型，加入城乡虚拟变量及其与最低工资的交叉项，检验了最低工资的提高对城镇居民、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最低工资的提高促进了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但是这个影响对农民的影响要大于对城镇的影响。所以，最低工资的实施有利于减小城乡收入的差距。接下去我们以浙江省为例，分别以城镇基尼系数、城乡收入比为因变量，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最低工资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控制了经济增长、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所有制结构、金融规模、金融效率、用工荒等变量后发现，浙江两类收入差距的变化轨迹都符合库兹涅茨曲线，最低工资的提高加大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但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六章我们主要讨论了改善最低工资实施效果的措施。我们先用机会成本解释了用工荒现象的原因，并在存在用工荒的条件下用博弈论分析了最低工资实施对企业和员工间博弈的影响、政府与企业关于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博弈。结果发现，如果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合理可以减轻用工荒带来的影响;政府承受着来自企业和用工荒的压力，其中企业给与的压力最为重要，导致了政府没有动力来制定较高的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接下去我们提出社会保障中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和最低工资制度有效搭配，减小最低工资带来的失业等负效应。我们还讨论了和最低工资配套实施的能减轻失业的财政政策，比如鼓励企业对员工提供培训，借鉴国外EITC（劳动所得抵免）政策，减轻企业负担，允许其对特殊的员工灵活实行最低工资;我们还提出加大执行和宣传力度，以防止企业不执行最低工资，具体包括增加监管人员、提高监管力度，提高工会的作用等。最后我们对全文的主要结论做了总结，并给出了一些研究展望。
- 宁波市江北区农村集体资产处置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实践
- 作者：俞乒乒 学位年度：2010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 关键词：集体资产 处置顺序 股份合作制 改革
- 描述：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村的大批集体土地被征用,村级集体得到了大量的征地补偿费。面对由实物资产转换成货币资产后形成的庞大村级集体资金,如何进行有效处置,不仅是各地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也是各地村级集体组织所要解决的迫切难题。本研究以宁波市江北区处置农村集体资产的实例为主,结合对杭州、金华、无锡等地的考察结果进行分析,提出了对农村集体资产(主要是征地补偿费)的处置顺序,以及股份合作制改革的策略。江北区农村集体资产的有关数据表明,近年来江北区村级征地补偿资金大量增加,农村集体资产总量增长迅速,村级可用资金收入逐年递增,集体经济对社会的贡献显著增大,集体经济股份分红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而对农民和基层干部进行的有关村集体资产处置的心态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对依靠集体经济解决其基本生活保障的信任度较低,对村集体经济的处置要求呈现多样性,约2/5的农民要求分掉集体资产,约1/5的农民认为应该搞股份制。而对于村干部而言,则出现了分掉集体资产、发展集体经济和缓步发展集体经济三种倾向,其心态与村集体经济的实力密切相关。面对这样的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心态,在实践中应该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借鉴各地经验,探索出适合当地实际的农村集体资产处置方法。农村集体资产(主要是征地补偿费)的处置顺序如下：首先是发放安置补助费,这是对失地农民的一种有限的补助；其次是建立以养老保障为主的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为失地农民缴纳养老保障金：再次是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在完成上述两项基本保障失地农民生活的前提下,对剩余的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这是最终处置农村集体资产的有效形式。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实践看,目前江北区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与其他地方相同的共性问题,另一个是江北区自身存在的个性问题。共性问题体现在：一是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市场主体地位尚未建立。村集体经济组织既承担着发展集体经济,又承担着社区公共管理的职能；既不是企业和事业法人,也不是社团法人。二是模糊的产权关系尚未根本转变。只量化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分配权和名义上的所有权,并不是终极财产所有权,股权的所有权仍归集体,没有明晰股东完备的产权关系。三是运作管理沿袭原有行政管理模式。在经营管理上,仍遵循农村熟人社会原则,管理封闭,很难引进经营人才。个性问题表现为：一是运行管理机制封闭,主要是没有建立股权流转机制。二是发展空间受制约,主要是可利用的土地资源有限。三是后续的完善迟缓,主要是撤村建居(社区)工作未能跟上而带来各种矛盾。面对存在的共性和个性问题,提出了深化改革的四个方向：一是推进股权流转,规范股权管理,赋予股东完备的个人产权,二是推进资产重组,创新经营模式,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入股自愿与转股自由相结合、经营收益与经营风险相统一；三是不断完善管理体制,研究建立相应的配套机制和更为缜密的内部管理体制,推进集体经济发展；四是探索退出机制,对无经营性收入、不再具有继续承担股份经济合作社职责和功能的,要实施退出机制。同时,还阐述了资产权属核定范围、股权有偿转让、社区公共服务职能相对分离、改革过渡扶植政策等深化改革的政策导向。
- 杭州市水果生产现状、问题及未来策略研究
- 作者：余雪贞 学位年度：2003 学位授予单位：浙江大学 关键词：水果生产 优势分析 对策 问题 现状
- 描述：本研究通过对近十三年来杭州市水果生产、经营等数据的统计分析，重点研究了水果的生产、加工和服务现状，结合杭州市的气候、市场信息和生产实际，分析了杭州市水果生产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杭州市水果产业的对策建议。主要结果如下： 1、水果生产现状。近十三年来，杭州市水果生产经历了萎缩期、恢复期和快速增长期三个阶段，水果产量呈现出波动式增长态势，但产值呈稳定快速增长态势。从总体上看，杭州市水果生产位居全省第6位，在杭州种植业中居于蔬菜、粮食、茶叶和花卉苗木之后，对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布局上看，我市的主要水果是柑橘，其次是梨，而草莓是发展速度最快的水果。其它小水果如枇杷、梅、杨梅和柿等发展较慢。柑橘和桃的比重呈下降态势，而梨和草莓的比重呈上升的态势。水果产量呈波动式变化主要是由于柑橘比重较高、生产的大小年而引起水果产量的波动变化。我市水果生产的主产区是建德、淳安和桐庐。在分布上，柑橘集中分布在建德和淳安两地；梨产区分布较广，但主要在桐庐；桃主要产区在桐庐和富阳；其它特色小水果颇具地方特色。杭州市水果加工薄弱，加工企业零散分布，无大的龙头企业，加工品种主要集中在蜜饯、青梅和柑橘罐头，而...
- 农民工健康状况及其卫生政策研究
- 作者：暂无 学位年度：2008 学位授予单位：浙江大学 关键词：assurance Mental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Medical Public behavior Migrant workers care
- 描述：【研究目的】 目前国内外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躯体健康状况、性传播性疾病和生殖健康等方面,同时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限制,抽样调查获得的样本量往往比较小,且很少涉及与流入地城市居民和流出地原籍农村居民的对照。本研究拟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职业卫生、卫生服务需要与利用、生殖健康等方面全方位综合评价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比较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健康水平上的差异,并根据我国农民工的特点和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现状,拟构建适合农民工的医疗保障体系,为提高农民工整体的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首先在杭州市随机抽取西湖区和萧山区,再从西湖区的51个企业和萧山区的56个企业(农民工的数量在30个以上)中分别抽取21和16个企业,以15岁以上并工作3个月的农民工(外地户籍)为调查对象,同时选择相应调查单位15岁以上并工作3个月以上的本地居民为城市对照组。根据本研究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约58%的杭州城市农民工来自浙江、安徽和江西三省,因而选择位于三省交界的浙江省开化县作为农村居民对照组。经样本量计算和剔除不合格的调查表,最终形成的数据库为农民工4453例,城市居民1957例,农村居民1909例。使用Epidata软件建立和录入数据,SPSS、SAS、STATA和Amos等统计软件分析和处理数据。 【研究内容】 在查阅文献和预调查的基础上,自行设计农民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健康状况调查表。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信息、工作情况、健康状况、卫生服务利用、休闲与生活习惯、对艾滋病/性病的认识、心理健康和女性生殖健康,还对所有调查的农民工进行了常规体格检查。问卷经过预调查并按照反馈结果修改后再进行大规模的正式调查,现场调查的质量由特定人员进行控制。 【研究结果】 1.生理健康 农民工高血压患病率为13.6%,男性高于女性。高血压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男性和女性的高血压患病率均与BMI指数、年龄呈正相关关系,随着BMI指数和年龄的增加,高血压患病率随之升高。女性的高血压患病率与文化程度呈负相关,文化程度越高,高血压患病率越低,男性则未见相关性。吸烟者高血压患病率高于未吸烟者,饮酒者高于未饮酒者,未发现精神压力与高血压患病率有联系。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影响高血压的因素为性别、年龄和BMI指数,男性高血压患病率是女性的2.6倍,高血压患病率与年龄、BMI指数呈正相关。 传染病检测结果表明农民工HBsAg的阳性率为12.1%,男性高于女性;Syphilis的阳性率为0.4%,男女间无性别差异;未发现HIV阳性者。 2.心理健康 农民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SF-36MH维度得分有差异(P＜0.01),农民工高于城市居民,但低于农村居民。农民工最担心事情的前三位依次为收入低、找不到工作和子女教育;城市居民为收入低、子女教育和找不到工作;农村居民为收入低、子女教育和其他。不同人群负性应对方式比较,农民工曾想到过放弃生命和不知道的比例高于农村居民,但和城市居民无明显差异;正性应对方式比较,农民工和城市或农村居民间均有明显差异。农民工因为焦虑和不快乐,需要帮助的比例高于城市和农村居民;但曾找人要求过帮助的比例却低于城市和农村居民。 3.职业卫生 农民工对生活居住条件的满意度尚可。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为9.5小时,长于城市居民(8小时),58.0%的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但平均月收入则低于城市居民,且收入并未随工作时间的延长而增加。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在职业、是否签有劳动合同方面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92.3%的农民工从事工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从事建筑业的比重远远高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签劳动合同比例为58.3%,远远低于城市居民(80.8%);80%的农民工无工伤保险。 农民工损伤率为22.8%,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民工损伤率的因素为性别、职业、每天工作时间、有无安全保护规章制度和婚姻状况。男性是女性的2.6倍;服务业是工业的1.5倍,工业是商业的2.4倍;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是未超过8小时的1.4倍;无安全保护规章制度是有安全保护规章制度的1.4倍;未婚者是已婚者的1.7倍。农民工病休率为14.8%,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民工病休率的因素为年龄和每天工作时间,病休率与年龄呈负相关,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是未超过8小时的1.7倍。 4.卫生服务需要与利用 农民工自感健康状况较好的比例为67.8%,高于城市和农村居民。农民工残障和慢性病患病率均低于城市和农村居民,病休率无明显差异。农民工应就医而未就医的比例超过10%,有41%的农民工会因为较高的医药费用而不去就医。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仅为19.6%,远远低于城市和农村居民,不知道医疗保险的比例为31%,远远高于城市和农村居民。农民工认为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应为70%,平均愿意支付300元/年。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生理状态、社会因素、行为心理、社会保障、健康状况等因素都对农民工的就诊情况产生直接影响,生理状态、社会因素和行为心理还通过健康状况间接影响就诊。 5.妇女保健 女性农民工的妇科检查率低于城市居民,但高于农村居民;每年体检率高于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无差异(P＞0.05)。孕期保健率低于城市居民,高于农村居民。农民工产前保健的平均次数为4.77±3.96次,低于城市居民(8.14±4.93次),与农村居民无差异。农民工5次及以上产前检查率为40.5%,低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育龄妇女5次及以上产前检查率的因素,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不同人群和文化程度。城市居民是农民工的4.9倍,农村居民是农民工的2.7倍;与文化程度呈正相关,初中是文盲的2.9倍,高中或中专是文盲的4.6倍,大专及以上是文盲的7.6倍。农民工中仍有30%的人选择在家里分娩,远远高于城市居民(3.5%),住院分娩率低于城市居民,并与年龄呈负相关,与文化程度呈正相关。流产1次及以上的比例为24.4%,已婚或同居的女性农民工中流产比例达43.2%,有性生活却未采用任何避孕措施的占18.2%,高于城市(7.2%)和农村居民(8.7%)。 现用避孕措施的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均以选择宫内节育器(IUD)为主,农村居民则以结扎为主。离散选择模型显示,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民工育龄妇女更倾向于选择结扎。农民工避孕药具的获取方式主要以医院和药店为主,对避孕措施满意度的前三位依次是:避孕套、结扎和避孕药。 【结论】 1.职业卫生问题 1.1农民工工资待遇低,拖欠克扣工资严重 1.2劳动用工管理混乱,农民工权益无法保障 1.3超时间、超强度劳动现象普遍,休息权利没有保证 1.4职业危害现象严重,职业损伤率高 2.公共卫生问题 2.1传染病预防与控制的重点人群 2.2农民工妇女生殖健康水平较低 2.3流动儿童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3.心理行为问题 3.1心理健康水平较低 3.2吸烟、饮酒、不安全性行为等高危行为现象突出 4.医疗保障问题 4.1对医疗服务的利用不足 4.2医疗保障覆盖率低 【对策建议】 1.依法规范农民工劳动管理,提高职业健康水平 1.1建立完善以《劳动合同法》为核心的劳动法律体系 1.2严格执行《工伤保险条例》 1.3保障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提高职业健康水平 2.切实为农民工提供相关公共卫生服务 2.1加强农民工疾病预防和控制 2.2加强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提高农民工生殖健康水平 2.3加强对流动儿童的教育和管理 3.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 3.1开展健康宣传教育,降低高危行为的发生率 3.2加强行为和心理问题的干预,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4.建立适合农民工的医疗保障体系 4.1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 4.2政府免费提供公共卫生服务 4.3建立全国联网的转移支付体系 4.4从保大病过渡到既保门诊又保住院